故事与叙事 | Story and Narration
我今天讲的是一个很实用的题目《故事与叙事》。我觉得不管是拍电影还是纪录片,实际上都需要有故事。
有些人说:“我不需要故事也可以拍纪录片,就像电影,没有故事同样可以拍电影。”没有故事的纪录片,最典型的拍法就是拍得非常诗意。日本纪录片大师土本典昭就拍过一个《交通规则》。他开始拍《交通规则》的时候,大家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非常枯燥。所以他当时拍的时候就想:我怎么拍得很有个性,很有感觉呢?于是土本就打破了大家当时认为会拍得很枯燥的规则,拍得很现代的感觉。拍完以后老板非常生气,说我让你拍交通规则,谁让你拍这个东西。《交通法规》后来就没有播出。几乎是半个世纪之后,洗印厂在清理胶片的时候找到这部被遗忘多年电影,交给土本。他特别高兴。于是2005年到的昆明参加民间纪录片电影节时, 他这部片子带来了。我当时看到这部片子特别的惊讶,特别的漂亮,把东京的感觉拍得非常好。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这说明你拍这样子没有故事的电影是可以的。这部片子是个人化的,破传统的,而且存在一种先锋意义的,因为他说:“我不要故事”;同时,他革命,他颠覆,他又是有故事的。他的创举就是在说明一个叙事里面出现的一个基本的形态。
我看郑培凯老师的书,他认为拍电影最重要的第一是情节;第二是性格:对白,思想,形象,歌曲。实际上到现在来看,我是不太赞成的,因为思想是意识形态的东西,这个东西是属于创造者个体的,不受外界所控制。除非你追随老板的意识形态去表达一种东西,这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一个没有思想的故事,他照样可以是一个故事。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故事里面有四个元素:时间、地点、情节和人物。
我最近看了国产大片,很轰动,而且票房好像也很好。当时我跟几个朋友去看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吃惊,这样一个片子居然没有基本的故事和叙事,真的很成问题。所以,你们不要以为能够拍大片就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拍电影首先要搞清楚故事是什么东西,要有故事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当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的故事里面要有人物,而这个人物他行为构造的情节不是人为塑造了人物,而是需要人物个性、命运的塑造才能构成情节。所以,任何影片的关键就是:人物人物在人物!
人物、时间、地点和环境,这四个元素,实际上是四个没有关联的独立元素,任何一个
元素都可以形成另外一个故事。当这四个元素在一起的时候,你怎么让他成为一个故事,那么
就要叙事。什么叫叙事,从字面来理解,叙述一件事情,叙述故事。叙事就像一根线,把时间、地点、情节、人物串在一起完成了这四个因素的因果关系就叫叙事。
我们看到那大片的最基本感觉就是没有叙事,没有叙事能力和基本的训练过的叙事的水准。为什么这么说呢?它好像有情节,而时间和地点却是模糊的:是众所周知所构成的时间地点,不是通过叙事展现出他的时间地点。而它的人物又是概念的,这个人物任何一个人去演都可能是那个人物,那个人物没有他的复杂性,没有命运的前因后果。在美国的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说:人物上场,你一定要知道它前〸分钟在干什么,一定是有任务上场的。所以刚才看那个《斗鸡》我就觉得没有叙事,特别乱。为什么?去年在评《斗鸡》的时候,大家就提出一个问题,通过这《斗鸡》导演要阐述什么很不清楚。当时应启明老师就说了一点,我们的纪录片要有一点娱乐的成份,他觉得《斗鸡》里面有娱乐的成份,所以让他做。但是,我觉得他的叙事是成问题的。有一部拍的非常好的纪录片,被英国电影节被评为最佳观众奖,题目叫《走钢丝的人》。电影中这个走钢丝的人就很疯狂,一定要走美国的世贸大厦。当时看这个片子时 候,我好几次不敢看下去。他们那种冒险行动是没有组织安排,也没有保险的,就是自己拉了一根钢丝过去,也不带保险带就去走。为了能进世贸大厦,他们不断做调查。只要钢丝有一点转动,人在上面走就保持不了平衡。为此就要在旁边拉很多条线,把钢丝拉过来。当时有一个团队在帮他做这个事。他们一夜没有睡觉,因为顶上是有警察值班的。他在那里来回走了八圈,结果警察站在对面还跟警察对话,那种氛围啊,真是层层故事情节递进。导演拍的时候还用了很多重要的照片,把那个悬念推上去的时候,又有原来拍摄的素材垫在里面。然而当主人公们成功走完钢丝了以后,团队就散伙了。在之后采访的时候妻子出场了,观众就更想知道后面的故事。整部电影就像故事片一样,层层互相套着。当你找到好的元素好的故事时不一定就能够呈现给观众一个好的影片,所以说叙事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斗鸡》大会要开的时候,不铺垫,就一个车回来,然后车回来的时候,外面也看不到什么气氛,我最不能理解的是你时间地点都不给我交待,就说3月3号09年,但是那个地点的视觉形象,那个地点的氛围是什么状态,有多少人去,对这个城市有什么影响,全不知道。
我觉得叙事的重要性就在于,当你有了一个好的故事,你是怎么把它的因果和人物关系层层拨开来呈现给观众。当你没有一个很好的故事,但是你有一个很好的叙事的时候,他至少可以帮你完成一点。
陈惊雷曾经给我在报纸上提问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您觉得纪录片是一个大众要看的东西吗?我说:纪录片的大众成份是很低的,因为纪录片不具备太多娱乐的性质。你看中央台到半夜〸二点钟播出纪录片的时候,说自己是零观众。实际上并不是零观众,现在盗版碟里面
也有卖中央台的纪录片。我觉得在做纪录片的时候,不断提醒自己收视率,不见得对作品有多大帮助,因为本身纪录片的东西不太具备大众的东西。相比较收视率,更重要是你要找到一个好的题材,你要把他的人物关系搞清楚。比如《斗鸡》里面的主人公穷成那个样子,他就是要 “斗鸡”,我觉得这个人物没有贯穿全剧。这个鸡最后斗赢了,得到一个匾,这个斗鸡怎么斗赢了我都不清楚。
纪录片的结构是非常重要的,我在这里讲几个比较典型的结构。结构整体参与故事,通过结构来阐述导演的对主题的叩问,我觉得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国导演拍的《赎罪》。那是个很传统、很没有特别意义的爱情故事,然而《赎罪》的主题却是靠他的结构完成的。一开始是个谁都不以为然的爱情故事;往下走,走到后来,那个主人开始颠覆,这时候你就看出来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爱情故事;然后在他的想象当中,那个男的跟那个女的见面了,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他又颠覆他前面的故事;等走到最后男的女的都死了,他再颠覆,原来他心里永远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就是女主角的妹妹出卖了这个男的。他的结构直接参与了情节,参与了人物的命运。这个结构完成了故事的四个元素,不仅做到了叙事的因果关系的表达,更重要是参与了整个故事的创作,最后完成了一个主题的叩问,也就是他心灵良心上的叩问。虽然是一个故事片,但是它的结构是非常值得学习的。
有一本书叫《电影剧本写作基础》这是美国人写的书,整本书讲了电影一步一步怎么
走,当时书里面讲到一点,你要怎么结构一个电影呢?是要反着来的,等到纪录片全拍完了,素材全有了,你知道最终这个片子想表达什么东西,然后你把它颠覆掉。比如说我今天就要来参加这个会议的,我最后一站到了这个目的地。你拍片子的时候就要颠覆起来:我突然早上起来的时候一看,我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已经12点了,到这里已经来不及了,我就匆匆忙忙的冲过去,正好来了一辆公共汽车,我就跳上去了,没想到公共汽车堵车,正好公共汽车转弯的时候看到地铁,我又跳到了地铁上,一看上了反方向,再下地铁再返回来,等到了一个地方一看结果要过一个铁栅栏,我就拼命跑。就是说当你要设定你的最终要表达的是什么,你的故事是什么,你的主题是什么,你前面所有东西都为最后一个结局服务。结局服务是什么呢?是设置障碍,这是有技巧的。
包括《红跑道》,那时候我也是跟干超说,同样的道路,前面设立一系列的困难,你的
讲,人再可恶,你是导演,你要看到什么,你要看到她可爱的一面,否则那个人摆在那里你就有一个意识形态的审判。我觉得拍纪录片要把一个人一层层拨开来,这个人是好是坏不需要导演去评判,应该观众去评判。我不需要看意识形态特别明确的电影,你给人家看这个东西,你
就是要让人家自己去思考。卡夫卡说过一句话,创作是什么?创作是一种祈祷。我觉得这说的就是纪录片。我觉得你已经认定了做纪录片,你就要有一种虔诚。卡夫卡还说,当你创作一个东西的时候,不是像树一样从下往上长,而是从心灵往外长。你的人物首先要让你自己心动,不管什么样的人你要看到他们不容易的地方。即便《红跑道》中的女老师平时对孩子们有多不好,一天晚上她带着两个孩子去放烟火,她问小孩在想什么,小孩说,我想妈妈。那个小孩的头就自然地靠在了老师的肩上,你就会觉得这个老师也有母爱的一面。《斗鸡》里拍摄说斗鸡主的奖状都二〸的年了,摆在上面动都没动过,我不明白导演为什么不拍个特写。就是说导演没尽心去表达主人公为了斗鸡他付出的代价,他的不容易等等。他就把所有的细节轻易节过 了。我觉得 这样拍纪录片是很危险的。这说明什么?导演没看见。纪录片很残酷,你再好主题,导演没有看见,没有听见,摄影师看见了也没用。我觉得你们拍纪录片的时候,要把自己变得很敏感,很神经质,人家没有看到的你先看到了。所以卡夫卡说搞创作的时候,你是最脆弱的一个。别人没有看到的你必须先看到。
刚才说了《赎罪》是一个结构,《玫瑰人生》也是一个结构,是一种两线并行走的结 构。老歌唱家回忆的时候,老年的时发生的事一直在进行中,而童年的那根线同时也在前进。我们中国没有这样的电影。我当时就看,觉得它的走向一点都不混乱,每次转角我都不知道怎么也跟着转过去,最后我发现是通过歌词来转角,所以我觉得它的结构非常漂亮。《走钢丝的人》也是这样一个结构,走纲丝的人在回忆当初怎么走钢丝,但他现在讲的时候就很生动,一边讲一边又躲到幕布后面,感觉在演戏,又在进行时。这是现在比较多的纪录片处理回忆的方式。回忆的同时,他后面是有视觉影像的,所以你很容易觉得他是一部故事片。我觉得纪录片最高境界就是拍得像故事片一样,而故事片的最高境界就是拍得像纪录片一样。这次我看《铁人》的时候,我觉得拍的很好,而且导演很聪明得用黑白胶片拍王进喜的过去,记实的感觉就特别强,又用现在的人做一个对比,故事就很容易让你进入。我觉得这是一种结构。《玫瑰人生》也是,通过歌词唱来转换时代。
这是第二种结构,还有一种结构就是《尘土》,它是五条线同时进入,然后用一个故事来讲。我们当时都看傻了,而且问题是五条线进入的时候,观众不乱。你非常清楚你现在是在哪条线上,在什么样的线上看这个故事。跟它比较接近的多线条结构的是《通天塔》是四条线同时结构。结构中间有一个东西支撑他们的,就是那个道具:一把枪。那把枪把整个故事的叙事架构全部完成了。最后想通过这四条线,非常尖锐地点出种族问题。我当时看完这个电影都愣住了,好莱坞电影有时候就是这么了厉害。后来我拍《我坚强的小船》的时候,就用了三条完全不同线的关系来结构这个电影,最后也像《通天塔》一样,最后三条线都归拢到一起去 了。后面在一场比赛的时候三个孩子都互相走过,他们可能会相撞,也许会认识,也许不认
为。我在结构《小船》的时候很想下意识的学一下这个结构。当然我的东西要简单得多,即使这样在跟投资方解释的时候,也低三下四,有一种很屈辱的感觉。
另外一个成功的结构,就像《撞车》里的结构,是把每一块碎片都打乱。比如上来是一个家,拉出去兄弟姐妹父母亲五条线,他就是社会上散乱的东西,最后在一个故事里面完成。这种结构是很多电影都在用,因为这种结构从不同的社会层面给你大量的信息。因为故事节奏越来越快,如果你单纯用一个故事里完成一个故事,大家不满足。
还有一点特别强的结构就是《无主之地》,他把人全部集中在坑道里,对战争的残酷,这时候你看战争的时候已经看不到英雄了,已经赤裸裸的体现出了战争给人带来无法挽回的人性的摧毁。所以故事与叙事关系的过程就是结构,我觉得结构是特别考验导演智商的问题。结构一定要很用心,当你有了人物,有了情节,就要才知道如何结构出一部好电影。就是说,你有很好的结构,本来情节并不怎么样,人物可能会很单薄,但是这个结构会为你添分。我现在看《小船》,还是觉得故事是比较单薄的。当时我们的目的性也很明确,要拍一个主旋律的影片。所以我们就想怎么样通过结构来完成这部片子,结构给我们帮了很大的忙。当故事和叙事有了好的结构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阐述一个人物的命运,像拨洋葱一样的一层层拨下来,拨出人物的性格和个性。你把人的层次写出来,一个人的命运就可以跟另一个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大家可以看看《萨默斯小镇》,这部电影拍得非常像纪录片,整部电影〸天就拍完了。导演把故事片拍成了纪录片,而且细节的把握很准确。
故事有了结构,然后呢?我看美国人写的《电影剧本写作基础》的时候,画了一个图,这个图分成四个段落,第一段开场最重要的时候先把问题提出来,直接进入故事要讲什么事 情,这是第一章节。他把电影分成了100分钟,他觉得25分钟的时候要把这个直接突出。故事片一进入要把故事的主题,他在出片头字幕的时候已经突出了,《通天塔》字幕出来的时候警察已经在抓摩洛哥的小孩了。问题的出来,已经不像书上写的25分钟,而是片头3分钟就出来了。第二段第三段进展过程画了一个波澜线,第四部分是结尾,比如终于我终于赶到这里,跟大家打招呼说什么,其实这部分大家都不用看了,你到了这个故事就可以结束。他分这四个段落的时候,我想到中国的,起、承、转、合。在起的那部分时候,你要让你的主要人物出场,他们出场的时候你要设定你的时间,地点。人物一出场就是要带戏出场。这本书每次我拍电影前,我常常会再去翻一下。每次都像从头看起一样的。人的背景,人将来的历史,他的走向,他手中的细节,拿着道具,对后面事件的撞击,都很细。从这本书里联想我后面的戏要怎么走,我在里面的重点是抓什么,所以它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就是一个走向的东西。
叙事的节奏也是非常重要的,当你的叙事把握不清楚的时候,你就是没有节奏。刚才的
《斗鸡》就是没有节奏的。斗鸡是很紧张的,两只鸡对着的时候,你不要紧张,你一紧张你是对你的电影语言把握不准确,他一换就把紧张的氛围整个打破了,你鸡不动,鸡上去的时候还定在那里,看他们打,打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鸡在对接。不然你没有节奏的话,你找到一个好的故事,你有好的叙事结构,而且你也知道起、承、转、合在哪里。他这个镜头就是没有节 奏,看着看着就要睡着了。
小川绅介的纪录片跟我自己拍的纪录片不一样,我拍纪录片我是把过去讲到什么抗战争资料的片子插到这个人的讲话里面去。但是小川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纪录片导演,他不喜欢用这些东西的。我剪他的东西我就坐在图书馆里拿着片子拼命看。我觉得好的剪接你要剪出导演的风格,你要迎合他走,而不是按照你自己的个性。所以,当时我就拼命看小川剪过的片子,他拍人物采访的时候,他要对这个人非常熟悉才会去采访,采访人做事都很谨慎,所以他事先讲话的时候,讲得非常好,从头到尾那个机器摆在地上就没有动过,但是他讲得很好听,你就会跟着他走。小川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当你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你不要背着机器出 门,因为对方是用自己的生命在跟你叙述。
我采访的老的作家和创作者,写的是一个老作家到上海,一下车都不认识。他问请问这里有一个姓王的吗?那个老太太就问:哪个姓王的。后来那个老太太说你是老二吧,这时候那个人才叫了一声妈。他连自己妈都不认识了,我们那个镜头摆在那里,我知道这时候你是绝对不能动,那个老人回过头去,你就看着他的眼泪就顺着往下掉,你镜头还是摆在那不要动,因为观众是想看清那个场面,你是跟着他在回忆,一起在走。我采访王选,所有人都说王选好得不得了,我说你们能讲出一个故事来吗?他们还是讲不出来,他就说他人特别真诚,特别善 良,什么都为别人考虑。他们就是生活中感受的时候看不见,他不知道怎么来体现。我就问了他的侄女,我说,你跟你叔叔小时候有什么回忆?他说,我总是记得小时候我和叔叔去看病,我奶奶看着他,我叔叔身体特别不好,走到汽车站就走不动了,那时候也不像现在有位置,看到后面有一堵墙,就叫我把枕头靠在那,我叔叔就靠在那了。当一个人能说出那样细节的时候,这个人物就生动了。回过头来讲,我剪小川纪录片的时候,他讲的那些农民就不会把这些东西讲出来。不会像他讲人物命运的时候那么好看,那么一直讲下去没完没了怎么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节奏,看你怎么把握了。
我觉得纪录片比故事片难得多,故事片最先可以设计的,纪录片是不行的,所以到了空间转换的时候,你要非常小心,不能随心所欲的真的跟着故事走,跟着故事走你会把节奏走掉了。《红跑道》为什么好?他不仅拍跑道里面的生活,还拍跑道后面家庭里面的生活,这时候
就把体育场里面的东西生活化了,你就看到一群很生动的人。当中有个细节很好,他们拍了一个特写,一个小乌龟从书包里抬出头来看一看,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孩子们童心未泯,带着小乌龟在体育场里,乌龟掉下去的时候你切,孩子在那里运动,观众就会把孩子和可爱的小乌龟联系起来,那种生动可爱的场面就是节奏,所以节奏不光是快慢。快慢是速度,节奏是有视觉的,有细节的,有个性的。这种东西你一定要把握得很准,这样你的故事就会变得非常的生动,就会完成起、承、转、合。
后来我因为去拍王选,如果我做故事片我就要把王选的故事片拍得像纪录片一样,但是我做王选的纪录片我就要把王选的纪录片做得像故事片一样。我会把照片出来,为了回到王选的童年,我去采访他的朋友。我问他,你说王选为什么会这么成功。他说,因为王选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的,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长大,你就可以出这个人的性格、心胸。而他在那种很幸福,很努力的知识分子家庭长大,那王选出来的人就是和人家不一样。后来我想我拍故事片的时候,我就会回到石库门房子,然后他爸爸特别喜欢唱京剧,我就叫关栋天来演他的爸爸,这就是王选特别喜欢的,你就会看出这个家庭特别有文化,而且这文化的传承对想象的发挥,非常的全面。我还是看了很多的资料,纪录片和故事片的剧本都写好了。当你把故事的节奏把握好了,然后把起承转合的脉络设定好了,那么你找一个最漂亮的架构,而且你做架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意识,这个架构是我这个纪录片唯一的,没有更好替代的,这是最重要的,不要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一定要找一个最唯一的。我的摄影师说不喜欢和大陆导演的拍摄,这个角度拍拍,那个角度拍拍,他说是不是你们北京电影学院都是这样拍的。他和我说,拍一个人的时候,最好的角度只有一个。他说要看世界名画,看了世界名画要背,所以在好莱坞拍电影的时候,重头戏都是用单机拍摄,因为多机拍摄的时候他的光要打成大平光。他用单机才能把让演员很漂亮,所以在结构时候,你也要考虑这是唯一的结构,把这个叙事表达清楚,你的起承转合以后,说明了你的人物、时间、地点、命运最后到达一个什么高 潮,准确度,这是最重要的。
下面进入提问时间:
观众:你觉得频道快节奏剪接的纪录片是不是更吸引观众一些呢?
彭小莲:快慢不重要,重要的是要适合这个片子,而且要适合这个故事。片子有没有意思,在于你选择的人物是不是有意思,你讲的故事是不是有意思,而和快慢是没有关系的。
观众:您刚才说纪录片可以做成故事片的样子,故事片也可以做成纪录片的样子。然而为何我看到很多纪录片的影像风格会和故事片的影像风格有很大的区别。
彭小莲:比如人家讲,纪录片最重要的是什么,纪录片的故事和声音做对比的时候,有时候声音还是比影像更重要。所以,这要根据题材到什么地步,在什么状态下来分析。一般来 说,对纪录片影像上的要求远不像对故事片的那么多,因为故事片的影像是可以控制的,纪录片是不可以控制的,但是你也要努力去控制。我记得看《淹没》的时候我很吃惊,它的影像就特别好。他们是用PD-150拍的,后面像采访的时候一样,用一个大平光灯打上去,保持了画面里的透视关系。你去看《走钢丝的人》,就像好莱坞的拍法,墙壁的颜色都很深很浓,然后再打立体,背后跟平面的立体就出来了。所以光靠自己的实际经验是不够的,要多看。
观众:假如这个片子是故事片,又是纪实风格,是否就要让影像有一种粗糙感?
彭小莲:我觉得没有必要。我拍《小船》,有人认为拍民工一定要在破烂的地方拍,当时我们拍的环境很脏,因为环境一脏,进来的光也会脏,我大概买了八丈的透明摆布,我们把顶层遮住,全部打反射光,光线很细腻饿,环境还是破旧的,但是民工子女不惧怕摄影机,还是在表演。很多人问,你这是纪录片啊,你真的到下面拍民工子女啊,我说不是,这是我们搭的场景。我们后来在剪《红日风暴》的时候,看到有一些镜头就剪掉,就为不要搞得很粗糙,脏兮兮的。我觉得要么不拍,要拍就要拍很有专业水准的东西。
观众:如果纪实片用DV这些东西来拍的话,纪录片美学创作方面是不是有一定的影响,像
彭小莲:技术的革新,改变了纪录片的市场,原来拍胶片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坐在底下说:我们现在开始拍纪录片了,就是因为器材不断的革新,我觉得纪录片变得普及起来了。
观众:那创作上的话,是不是说在拍摄的取向和内容的限定上以前更加有限制性?
彭小莲:这是必然的,你看现在的机器大量的进入,我就知道中央台进了很多,而且很多人在培训怎么用RED ONE。我都在考虑以后是不是要用这个拍了,都是这样的。
观众:您觉得拍纪录片的时候,以前发生的情节故事,你觉得用在再现的手法用多了是不是不太好?
彭小莲:比如《走纲丝的人》里面也有再现。我看到《大师》里面也有再现,很粗糙,道具不讲究,穿的衣服感觉在多旧的年代里奋笔疾书,摆一个墨水瓶。我觉得不能这样,再现一定要有非常好的条件,比如《走钢丝的人》的再现,他们一个地方看到警察来了,就拿一块布在后面拍,他给你感觉让你和当事者一起进行。比如,我觉得《大师》里面拍得很好的就是沈从文的,我觉得你对再现的情节要调研到对它已经到了很有把握的地步,而且你的条件要允许你能再现。
观众:摄影的时候用绘画的角度去拍,对于摄像来说是三维艺术作品?
彭小莲:这不重要,你如果那么理性去拍电影,等你想清楚了,故事已经发生了,已经过去了。我觉得这种教书就是中国学院教出来的,先来二维三维,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感觉好看,难看。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是能打动你。高科技不为人物服务,一点意义都
Today I’m speaking on a very practical topic: “Story and Narrative.” I believe that whether you’re making films or documentaries, you actually need stories.
Some people say: “I don’t need stories to make documentaries, just like films – you can make films without stories too.” Documentaries without stories are typically shot in a very poetic way. Japanese documentary master Tsuchimoto Noriaki once made a film called “Traffic Rules.” When he started filming “Traffic Rules,” everyone thought the title sounded extremely boring. So when he was filming, he thought: How can I shoot this with personality and feeling? So Tsuchimoto broke the rules that everyone thought would make it boring and shot it with a very modern feel. After finishing, his boss was very angry, saying “I asked you to film traffic rules, who told you to film this stuff.” “Traffic Laws” was never broadcast. Almost half a century later, when the lab was cleaning up film reels, they found this long-forgotten film and gave it to Tsuchimoto. He was particularly happy. So when he came to Kunming in 2005 to participate in the Folk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 he brought this film. I was particularly surprised when I saw this film – it was particularly beautiful, capturing the feeling of Tokyo very well. What does this illustrate? This shows that you can make films without stories like this. This film is personal, breaks tradition, and has avant-garde significance, because he said: “I don’t want stories”; at the same time, he revolted, he subverted, and he also had a story. His innovation illustrates a basic form that appears in narrative.
I read Professor Zheng Peikai’s book, where he believes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s in filmmaking are: first, plot; second, character: dialogue, thought, image, songs. Actually, looking at it now, I don’t quite agree, because thought is ideological stuff, which belongs to the individual creator and is not controlled by external forces. Unless you follow your boss’s ideology to express something, which is another matter entirely. A story without thought can still be a story. For me, I think there are four elements in a story: time, place, plot, and characters.
I recently watched a domestic blockbuster that was very sensational and apparently had good box office results. When I went to see it with several friends, we were all very shocked that such a film actually lacked basic story and narrative – it’s really problematic. So don’t think that being able to make blockbusters is a great thing. To make films, you first need to understand what a story is – having a story isn’t a simple matter. When something happens, your story needs to have characters, and the plot constructed by these characters’ actions isn’t artificially created characters, but requires the shaping of character personality and destiny to constitute plot. Therefore, the key to any film is: characters, characters, characters!
Characters, time, place, and environment – these four elements are actually four unrelated independent elements, any one
element can form another story. When these four elements come together, how do you make them into a story? That’s
where narrative comes in. What is narrative? From a literal understanding, it’s narrating an event, narrating a story. Narrative is like a thread that strings together time, place, plot, and characters to complete the causal relationships among these four factors – that’s called narrative.
The most basic feeling we get from watching that blockbuster is that there’s no narrative, no narrative ability and basic trained narrative standards. Why do I say this? It seems to have plot, but time and place are vague: they’re time and place constituted by what everyone knows, not time and place revealed through narrative. And its characters are conceptual – any person could play that character, the character lacks complexity, lacks the cause and effect of destiny. When I was in America, teachers told us: when a character enters the scene, you must know what they were doing ten minutes before, they must enter with a purpose. So when I just watched “Cockfighting,” I felt there was no narrative, it was particularly chaotic. Why? Last year when evaluating “Cockfighting,” everyone raised a question: what the director wanted to express through “Cockfighting” was very unclear. At that time, Teacher Ying Qiming made a point that our documentaries need some entertainment elements, and he felt “Cockfighting” had entertainment elements, so he let it through. But I think its narrative is problematic. There’s a very well-made documentary that won the Best Audience Award at a British film festival, titled “Man on Wire.” The tightrope walker in the film is very crazy – he’s determined to walk across America’s World Trade Center. When watching this film, I couldn’t bear to watch several times. Their risky actions had no organizational arrangements, no insurance – they just stretched a steel wire across and walked without safety equipment. To get into the World Trade Center, they constantly investigated. If the steel wire moves even slightly, a person walking on it can’t maintain balance. So they had to pull many lines from the side to steady the steel wire. At that time, there was a team helping him do this. They didn’t sleep all night because there were police on duty at the top. He walked back and forth eight times, and the police stood opposite and even talked to the police – that atmosphere, truly layer upon layer of story progression. When filming, the director also used many important photographs, and when pushing the suspense up, there were original filming materials inserted. However, after the protagonists successfully walked the wire, the team disbanded. When interviewing afterward, the wife appeared, making the audience want to know the story that followed even more. The whole film was like a feature film, layers nested within each other. When you find good elements and good stories, you may not necessarily be able to present a good film to the audience, so narrative is very important. I think when “Cockfighting” was about to have its big meeting, there was no buildup – just a car returning, and when the car returned, you couldn’t see any atmosphere outside. What I couldn’t understand most was that you didn’t give me any explanation of time and place – just saying March 3, 2009, but what was the visual image of that place, what was the atmosphere of that location, how many people went, what impact it had on the city – completely unknown.
I think the importance of narrative lies in: when you have a good story, how do you layer by layer reveal its cause and effect and character relationships to present to the audience. When you don’t have a very good story, but you have very good narrative, it can at least help you accomplish something.
Chen Jinglei once asked me a question in a newspaper: Do you think documentaries are something the masses want to watch? I said: The mass appeal of documentaries is very low because documentaries don’t have much entertainment value. You see CCTV broadcasts documentaries at midnight and claims zero audience. Actually it’s not zero audience – now pirated DVDs also sell CCTV documentaries. I think when making documentaries, constantly reminding yourself about ratings doesn’t necessarily help your work much, because documentaries themselves don’t have much mass appeal. Compared to ratings, what’s more important is finding a good subject and clarifying character relationships. For example, the protagonist in “Cockfighting” is so poor, yet he insists on “cockfighting” – I don’t think this character runs through the entire drama. In the end, this rooster won the fight and got a plaque, but I’m not even clear how this cockfighting was won.
The structure of documentaries is very important. I’ll discuss several typical structures here. Structure participates in the story as a whole, expressing the director’s questioning of the theme through structure. I think a typical example is “Atonement” directed by a British director. It’s a very traditional love story with no particular significance, yet “Atonement’s” theme is completed through its structure. At the beginning, it’s a love story no one takes seriously; as it progresses, the protagonist begins to subvert, and you realize this isn’t a simple love story; then in his imagination, the man and woman meet – this is a beautiful wish, but he subverts his previous story again; when it reaches the end, both the man and woman are dead, and he subverts again – originally there was always an indelible question in his heart, which was that the female protagonist’s sister betrayed this man. His structure directly participated in the plot and the characters’ destiny. This structure completed the four elements of the story, not only achieving the expression of narrative cause-and-effect relationships, but more importantly participating in the creation of the entire story, finally completing a thematic questioning – the questioning of his soul and conscience. Although it’s a feature film, its structure is very worth studying.
There’s a book called “The Foundations of Screenwriting” written by Americans. The whole book talks about how films progress step by step. The book mentioned one point: how do you structure a film? You need to work backwards. After the documentary is completely filmed and you have all the material, you know what this film ultimately wants to express, then you subvert it. For example, I was coming to attend this meeting today, and I finally arrived at this destination. When you’re filming, you need to subvert it: I suddenly woke up this morning and saw that I didn’t sleep well last night, it was already 12 o’clock, I couldn’t make it here in time, so I rushed over hurriedly. A bus happened to come, so I jumped on, but the bus got stuck in traffic. When the bus turned a corner, I saw the subway, so I jumped onto the subway, only to find I was going in the wrong direction. I got off the subway and went back, and when I reached a place, I saw I had to cross an iron fence, so I ran desperately. That is to say, when you want to set what you ultimately want to express, what your story is, what your theme is, everything in front serves the final ending. What does serving the ending mean? It’s setting up obstacles – this is technical.
Including “Red Runway,” I also told Gan Chao at that time, the same road, set up a series of difficulties in front, your
speech, no matter how hateful a person is, you are the director, you need to see something, you need to see their lovable side, otherwise that person just stands there and you have an ideological judgment. I think when filming documentaries, you need to peel a person layer by layer – whether this person is good or bad doesn’t need the director to judge, the audience should judge. I don’t need to watch films with particularly clear ideology. When you show people this stuff, you want them to think for themselves. Kafka once said: What is creation? Creation is a form of prayer. I think this is what documentaries are about. I think once you’ve decided to make documentaries, you need to have a kind of devotion. Kafka also said that when you create something, it doesn’t grow from bottom to top like a tree, but grows outward from the soul. Your characters must first move your own heart – no matter what kind of person, you need to see their difficulties. Even if the female teacher in “Red Runway” is usually harsh to the children, one night she took two children to set off fireworks. She asked the child what he was thinking, and the child said, “I miss my mom.” The child’s head naturally leaned on the teacher’s shoulder, and you’d feel this teacher also has a maternal side. In “Cockfighting,” they filmed that the cockfighting owner’s awards have been there for twenty years without being moved. I don’t understand why the director didn’t shoot a close-up. The director didn’t wholeheartedly express the price the protagonist paid for cockfighting, his difficulties, etc. He just easily skipped over all the details. I think filming documentaries this way is very dangerous. What does this show? The director didn’t see. Documentaries are cruel – no matter how good your theme is, if the director doesn’t see or hear, it’s useless even if the cinematographer sees it. I think when you film documentaries, you need to make yourself very sensitive, very neurotic – you need to see what others haven’t seen first. So Kafka said when engaging in creation, you are the most vulnerable one. You must see first what others haven’t seen.
I just mentioned “Atonement” as one structure. “La Vie en Rose” is also a structure – a parallel dual-line structure. When the old singer reminisces, events happening in old age continue to progress, while the childhood line also moves forward simultaneously. We don’t have such films in China. When I watched it, I felt its direction wasn’t confusing at all. Every time it turned a corner, I somehow followed the turn, and finally I discovered it turned through lyrics, so I think its structure is very beautiful. “Man on Wire” also uses this structure – the tightrope walker reminisces about how he walked the tightrope originally, but when he’s speaking now, it’s very vivid. While speaking, he also hides behind the curtain, feeling like he’s acting and also in present tense. This is a relatively common way for documentaries to handle memories now. While reminiscing, there are visual images behind, so you easily feel it’s a feature film. I think the highest realm of documentaries is to film like feature films, while the highest realm of feature films is to film like documentaries. When I watched “Iron Man” this time, I thought it was filmed very well, and the director was very clever to use black and white film for Wang Jinxi’s past – the documentary feel was particularly strong, and using current people as contrast made the story easy to enter. I think this is a type of structure. “La Vie en Rose” is also like this, switching eras through sung lyrics.
This is the second type of structure. There’s another structure like “Babel” – five lines entering simultaneously, then using one story to tell. We were all dumbfounded watching, and the problem is when five lines enter, the audience isn’t confused. You’re very clear about which line you’re on now, what kind of line you’re watching this story on. Relatively close to it in multi-line structure is “Babel” with four lines structured simultaneously.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ucture, there’s something supporting them: a prop – a gun. That gun completed the entire story’s narrative framework. Finally, through these four lines, it very sharply pointed out racial issues. I was stunned after watching this film – Hollywood films are sometimes just that powerful. Later when I filmed “My Strong Little Boat,” I used three completely different lines to structure this film, and finally like “Babel,” all three lines converged together. Later, during a competition, all three children walked past each other – they might collide, might get to know each other, might not
know each other. When I structured “Little Boat,” I very much wanted to subconsciously learn this structure. Of course, my work was much simpler. Even so, when explaining to investors, I felt very humble, with a sense of humiliation.
Another successful structure is like the structure in “Crash,” where every fragment is scrambled. For example, it starts with a family, then pulls out five lines of siblings and parents – it’s scattered social elements that finally complete in one story. This structure is used by many films because it gives you massive amounts of information from different social levels. Because story rhythm is getting faster and faster, if you simply complete one story within one story, people aren’t satisfied.
There’s another particularly strong structure called “No Man’s Land,” which concentrates all people in trenches. Regarding war’s cruelty, when you watch war, you can no longer see heroes – it nakedly reveals the irreversible destruction of humanity that war brings. So the process of story and narrative relationship is structure. I think structure particularly tests a director’s intelligence. Structure must be very carefully considered. When you have characters and plot, you need to know how to structure a good film. That is to say, if you have very good structure, even if the plot isn’t great and characters might be thin, this structure will add points for you. Looking at “Little Boat” now, I still think the story is relatively thin. Our purpose was also very clear at the time – to make a main melody film. So we thought about how to complete this film through structure, and structure helped us tremendously. When story and narrative have good structur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express a character’s destiny, peeling it layer by layer like an onion, revealing the character’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ity. When you write out a person’s layers, one person’s destiny can connect with another person’s destiny. Everyone can watch “Somers Town” – this film is shot very much like a documentary, the entire film was completed in ten days. The director made a feature film like a documentary, and the grasp of details is very accurate.
So the story has structure, then what? When I read the American book “The Foundations of Screenwriting,” it drew a diagram divided into four sections. The first section is the opening –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first raise the question, directly entering what the story wants to tell. This is the first chapter. He divided the film into 100 minutes, thinking that at 25 minutes you need to highlight this directly. Feature films enter by highlighting the story’s theme when the opening credits appear. When “Babel’s” credits appear, police are already chasing the Moroccan children. The problem emerges – it’s no longer like books say 25 minutes, but 3 minutes into the opening credits. The second and third sections show development process with a wave line, the fourth part is the ending. For example, I finally made it here and greeted everyone saying something – actually this part everyone doesn’t need to watch, once you reach this point the story can end. When he divided these four sections, I thought of the Chinese: beginning, development, transition, conclusion. In the beginning section, you need your main characters to appear, and when they appear you need to set your time and place. Characters must enter with drama. I often flip through this book again before filming each movie. Every time it’s like reading from the beginning. Character backgrounds, character future history, their direction, details in their hands, props they hold, impact on later events – all very detailed. From this book I think about how my later scenes should progress, what my focus should be in them, so it gives me a very good sense of direction.
Narrative rhythm is also very important. When you can’t grasp narrative clearly, you have no rhythm. The “Cockfighting” just mentioned has no rhythm. Cockfighting is very tense – when two roosters face each other, you shouldn’t be nervous. If you’re nervous, you’re not grasping your film language accurately. When he switches, he breaks the entire tense atmosphere. Your rooster doesn’t move, when the rooster goes up it’s still fixed there, watching them fight. When they fight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roosters engage. Without rhythm, even if you find a good story, have good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know where beginning, development, transition, and conclusion are, if this shot has no rhythm, you’ll fall asleep watching.
Ogawa Shinsuke’s documentarie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documentaries I make myself. When I make documentaries, I insert archive footage about wars into this person’s speech. But Ogawa is a very strict documentary director who doesn’t like using these things. When I edited his material, I sat in the library desperately watching his films. I think good editing should edit out the director’s style – you need to cater to his approach, not follow your own personality. So at that time I desperately watched films Ogawa had edited. When he filmed character interviews, he had to be very familiar with the person before interviewing. He was very cautious about interviewing people, so when he spoke beforehand, he spoke very well. From beginning to end, that camera stayed on the ground without moving, but he spoke so well you’d follow along. Ogawa’s most impressive words to me were: When you’re not prepared, don’t carry your camera out the door, because the other person is using their life to narrate to you.
I interviewed old writers and creators. What I wrote was about an old writer arriving in Shanghai, not recognizing anyone when he got off the train. He asked, “Excuse me, is there someone surnamed Wang here?” The old lady asked, “Which Wang?” Later the old lady said, “You must be the second son,” and only then did that person call out “Mom.” He didn’t even recognize his own mother. We had our camera positioned there, and I knew at that moment you absolutely couldn’t move. The old man turned around, and you just watched his tears flow down. Your camera still stayed there without moving, because the audience wants to see that scene clearly – you’re reminiscing with him, walking together. I interviewed Wang Xuan. Everyone said Wang Xuan was incredibly good, and I said, “Can you tell me a story?” They still couldn’t tell one. They just said he was particularly sincere, particularly kind, always considering others. They just felt this in daily life but couldn’t see it – they didn’t know how to express it. So I asked his niece, “What memories do you have with your uncle from childhood?” She said, “I always remember when I was young, my uncle and I went to see a doctor. My grandmother watched him. My uncle’s health was particularly poor. When we walked to the bus station, he couldn’t walk anymore. Back then it wasn’t like now with seats. We saw a wall behind us, so I was told to put a pillow there, and my uncle leaned against it.” When a person can tell such details, that character becomes vivid. Coming back to my point about editing Ogawa’s documentaries – those farmers he interviewed wouldn’t tell these things. They wouldn’t speak about character destiny as wonderfully, talking endlessly like that. What do you do? I think this is rhythm – it depends on how you grasp it.
I think documentaries are much harder than feature films. Feature films can be designed first, but documentaries can’t. So when it comes to spatial transitions, you need to be very careful. You can’t just follow the story whimsically – if you follow the story, you’ll lose the rhythm. Why is “Red Runway” good? It doesn’t just film life inside the runway, but also life in families behind the runway. This brings life to the sports stadium, and you see a group of very vivid people. There’s a great detail – they filmed a close-up of a little turtle poking its head out of a schoolbag to look around. Then you can see that children’s innocence remains intact, carrying little turtles in the sports stadium. When the turtle falls, you cut to children exercising there. The audience will connect the children with the cute little turtle – that kind of vivid, adorable scene is rhythm. So rhythm isn’t just fast and slow. Fast and slow is speed; rhythm is visual, detailed, and personal. You must grasp this very precisely, so your story becomes very vivid and completes beginning, development, transition, and conclusion.
Later, because I went to film Wang Xuan, if I made a feature film I’d want to make Wang Xuan’s feature film like a documentary, but when I made Wang Xuan’s documentary I wanted to make it like a feature film. I would bring out photographs to return to Wang Xuan’s childhood, and I interviewed his friends. I asked him why Wang Xuan became so successful. He said because Wang Xuan had a happy family. I think people are like this – whatever environment you grow up in shapes your character and mindset. Growing up in that kind of happy, hardworking intellectual family, Wang Xuan emerged as someone different from others. Later I thought when I make feature films, I’d return to the shikumen house, then his father particularly loved singing Peking opera, so I’d have Guan Dongtian play his father. This is what Wang Xuan particularly loved – you’d see this family was particularly cultured, and this cultural inheritance’s contribution to imagination was very comprehensive. I still looked at lots of materials and wrote scripts for both documentary and feature film. When you grasp story rhythm well and set the trajectory of beginning, development, transition, and conclusion, then you find the most beautiful framework. When you create this framework, you must have one consciousness: this framework is unique to my documentary, with no better substitute. This is most important – it can’t be “this works or that works too.” You must find the most unique one. My cinematographer said he doesn’t like filming with mainland directors – shooting from this angle, then that angle. He asked if all Beijing Film Academy graduates film like this. He told me that when filming a person, there’s only one best angle. He said to look at world masterpiece paintings and memorize them. So when filming in Hollywood, key scenes all use single-camera shooting, because multi-camera shooting requires large flat lighting. Only single-camera can make actors look beautiful. So when structuring, you also need to consider this is the unique structure to clearly express this narrative. After your beginning, development, transition, and conclusion, what climax do your characters, time, place, and destiny finally reach – accuracy is most important.
Now for the Q&A session:
Audience: Do you think fast-paced editing in documentaries attracts audiences more?
Peng Xiaolian: Fast or slow doesn’t matter – what matters is whether it suits the film and the story. Whether a film is interesting depends on whether the characters you choose are interesting, whether the story you tell is interesting –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fast or slow.
Audience: You just said documentaries can be made to look like feature films, and feature films can be made to look like documentaries. However, why do I see that many documentaries’ visual styles differ greatly from feature films’ visual styles?
Peng Xiaolian: For example, people say what’s most important in documentaries is that when comparing documentary stories with sound, sometimes sound is more important than visuals. So this depends on what level the subject matter reaches and what state it’s in for analysis. Generally speaking, visual requirements for documentaries are far less than for feature films, because feature film visuals can be controlled, but documentary visuals cannot be controlled – though you should still try to control them. I remember being shocked when watching “Still Life” – its visuals were particularly good. They used PD-150 for filming, and later for interviews, used a large flat light like usual, maintaining perspective relationships in the frame. If you watch “Man on Wire,” it’s like Hollywood filming – wall colors are very deep and rich, then they add dimension, and the three-dimensional quality emerges from the background and plane. So relying only on your own practical experience isn’t enough – you need to watch more.
Audience: If this film is a feature film with documentary style, should the visuals have a rough quality?
Peng Xiaolian: I don’t think it’s necessary. When I filmed “Little Boat,” some people thought filming migrant workers required shooting in dilapidated places. At that time, our filming environment was very dirty, and because the environment was dirty, the incoming light would also be dirty. I bought about eight meters of transparent fabric and covered the top layer, using all reflected light. The lighting was very delicate, the environment was still shabby, but the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weren’t afraid of the camera and were still performing. Many people asked, “Is this really a documentary? Did you really go down to film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I said no, this was our constructed set. Later when editing “Red Sun Storm,” we cut some shots just to avoid making it too rough and dirty. I think either don’t film, or if you film, make something with professional standards.
Audience: If documentary films use DV and such equipment, does this have some impact on documentary aesthetics and creation, like
Peng Xiaolia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changed the documentary market. Originally filming with celluloid couldn’t have so many people sitting below saying “We’re starting to make documentaries now” – it’s because equipment keeps innovating that I think documentaries have become popular.
Audience: What about creatively – are there more limitations in filming direction and content definition than before?
Peng Xiaolian: This is inevitable. You see now massive amounts of equipment entering – I know CCTV bought many, and many people are training on how to use RED ONE. I’m even considering whether to use this for filming in the future – it’s all like this.
Audience: When filming documentaries, for plot stories that happened before, do you think using too many reenactment techniques isn’t good?
Peng Xiaolian: For example, “Man on Wire” also has reenactments. I saw reenactments in “The Master” too, very rough – not careful about props, wearing clothes that feel like frantically writing in some old era, placing an ink bottle. I think you can’t do this. Reenactment must have very good conditions. For example, reenactments in “Man on Wire” – when they saw police coming to one place, they took a cloth and filmed behind it, giving you the feeling of proceeding together with the parties involved. For example, I think what was filmed well in “The Master” was Shen Congwen’s part. I think for reenactment plots, you need to research to a point where you’re very confident about it, and your conditions must allow you to reenact.
Audience: When filming, using painting perspectives to shoot – for videography, are these three-dimensional artworks?